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了。
70年成就斐然，特別是工業化的發展，帶來了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一騎絕塵。而衡量工業化，發電量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七十年間，中國的發電量在哪一個時期增長得最快？或者說，中國電力工業與技術在哪一個時期發展得最快最好？
一、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電力曲折發展
新中國剛建立的時期（大躍進之前），真稱得上是氣象一新令人振奮。一方面，成立僅僅一年后，即出兵朝鮮，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趕回到三八線，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一掃中國人民百年以來因飽受侵略與欺凌而累積的恥辱；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確可以稱得上是既快又好，全國人民上下團結萬眾一心努力奮斗，農業方面糧食產量穩步提升（糧食人均產量由1949年的200公斤增長到1958年的300公斤），工業方面更是高歌猛進，在蘇聯的幫助下，通過一個五年計劃短短幾年內就上馬了至少二百多個大項目，中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初步形成。
這一時期的偉大工業建設成就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發電量從1950年的46億度猛增到了1960年的594億度，十年間增長了近12倍。
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舊中國發電量低得不可想象這一因素。起點太低，僅有可憐的46億度，新中國只要稍微建立一些較大規模的發電廠，總發電量就可以實現大幅度增長。
1957年開工建設的遼寧發電廠
1960年中國發電量594億度，隨后開始負增長，1961-1964年發電量分別為480、457、489、559億度，連續兩年負增長，1963年開始緩慢回升，直到1965年發電量才增長到676億度，超過了1960年的發電量。也就是說，1960-1965年整整五年，中國發電量的增長幾乎停滯了。由此可以看到“大躍進”對經濟的破壞作用。
1965年之后又過了10年，到1975年發電量達到了1958億度。從1960年到1975年，用了十五年的時間，中國發電量從594億度增長到了1958億度，增長了兩倍多一點。這一速度，不光與1960年之前相比遜色多了，而且即使與改開以后的歷史時期（后面詳述）相比，也并沒有過人之處。
經過上述分析比較后，對前三十年的電力發展就會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大躍進之前，中國經濟高歌猛進，又快速又健康地發展，電力工業也是如此。
第二，大躍進沉重地打擊了包括電力工業在內的整個中國工業。發電量1960年至1965年幾乎止步不前，1975年僅為1960年的三倍多一點兒。如果當時中國經濟能夠保持一五期間的穩健節奏，那么中國發電量在1975年肯定將遠遠超過1958億度。鋼鐵等工業也是如此，1977年中國鋼產量還不到三千萬噸，本來1957年鋼產量已達到535萬噸，按原計劃每五年翻一番，到1977年產量完全有可能接近1億噸的，可惜都被大躍進打亂了（大躍進將原本趕超英國鋼產量的計劃由15年壓縮為二至三年），這一話題另文詳述）。
二、1980-2000年發電量的增長情況
分析完前三十年之后，我們再來看看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時期里，中國發電量增長與中國電力工業發展的具體情況。
眾所周知，改開以后中國經濟迎來了高速增長期，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由1978年的3679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40年間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
不過，在這幾十年里，中國電力工業的發展與發電量，并沒有始終保持快速而平穩的增長，而是存在明顯的起伏與波動。
“六五”（1980-1985年）期間，中國發電量由1980年的3006億度增長為1985年的4106.89億度，平均年增長率達6.4%。
“七五”時期（1986-1990），1990年發電量達到6213度，平均每年增速為8.8%
“八五”期間年發電量平均以9.77%的速度遞增，1995年發電量為10069億度。
“九五”期間，2000年發電量為13556億度，每年增速為6.33%左右。
很明顯，1980-2000年這一歷史時期里，發電量在六五期間增長得并不快，在“七五”“八五”期間相對增長較快，到“九五”（可以理解為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時增速又放緩了，并沒有穩定地做到“適度超前發展”。
那么中國發電量是什么時候實現了高速增長的呢？這主要是進入21世紀之后了。
三、2003-2013年發電量增長是最快的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進入了一輪歷時十年左右的超高速增長期。從以GDP增速為衡量標準的角度來看，2002年經濟中國開始加速，當年增速為9.1%，2003年為10.0%，到2007年上漲到了14.2%，2011年回落到9.6%，2012年“破8”，降為7.8%。
與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期基本同步，中國電力工業迅猛發展，發電量大幅度增加。2000年中國發電量為13556億度，到2013年達到了54316億度，短短十三年時間增漲了整整三倍。
這其間，2003年起增速開始明顯加快，2002年發電量為16540億度，2003年為19105億度，2013年為54316億度，是2002年的3.3倍。
中國電力工業這一輪高速發展，以一場“電荒”拉開了序幕。
八十年代，常常鬧拉閘限電，無論生產還是居民生活都受影響，九十年代以后逐漸好轉，這一點過來人想必都還記得。中國最后一輪大規模電荒，發生在2003-2004年間。
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后，中國經濟與電力需求增長速度相對較慢，當時，很多人并沒有預料到中國經濟以及電力需求馬上將要進入一個超高速增長期，因此，一度沒有積極支持電力投資與建設，當時有“三年不建電廠”（或“三年不建火電”）的流行說法，這導致2003年之前電力裝機容量擴張緩慢。
很快，經濟就出人意料地轉為加速發展，用電需求隨之猛增，增速達兩位數以上，這時候電力供應則因前幾年壓縮投資而出現了缺口，致使2003年與2004年間全國普遍鬧起了“電荒”。尤其是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到處拉閘限電，影響了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
針對大規模電荒，中國大力加大電力投資，電力裝機容量迅速擴張，發電量也隨之高速增長。經過數年令人吃驚的高速增長之后，2010年，中國發電量達到42071億度，超過（至少追平）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在僅僅在十年前即2000年時，中國發電量還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大致在同一時期，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工業大國與全球第一出口國。
通過上面的比較不難發現，進入21世紀后中國電力工業或中國發電量這一空前快速的發展與增長，高過大躍進以來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包括1980-2000這一歷史時期。
1960年中國發電量594度，直到1978年發電量達到2565億度，增長三倍用了18年。
1980年發電量3006億度，1999年發電量12331億度，增長三倍用了19年。
新世紀只用了13年，從2000年的13556億度到2013年的54316億度，而且這是在更高的基數之上。
自2013年起，中國經濟增速開始明顯放緩，發電量增速也隨之下降。其中，2015年增幅最低，勉強高過2014年，有的統計甚至認為該年發電量為負增長。當年，鐵路貨運量、進出口總量也都是負增長，這與發電量的低迷狀況是相匹配的。
自2016年起，中國發電量恢復增長。2018年，中國電力總裝機容量已經接近19億千瓦，美國不足11億千瓦；發電量中國70000億度左右，美國42000億度左右，中國是美國的1.7倍。不過，中國人均發電量剛達到5000度，尚不足美國的五分之二，還有大量增長的空間。
2019年4月12日，江蘇蘇州，國網江蘇電科院運用自主研制的“電網神器”——特高壓互感器移動試驗車，順利完成蘇通GIL綜合管廊工程電壓互感器計量交接試驗。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四、中國電力工業技術的“跨越式發展”
2003之后的中國電力工業，不光發電量劇增，而且電力技術與相關的裝備制造業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在世界上的地位由追趕者升級為領跑者。
2003年后的電力大規模投資，同時也是一次大規模的技術更新升級換代行動。
火電方面，中國決定上馬世界上最先進的火電機組超超臨界百萬千瓦機組。最早的超超臨界百萬機組于2004年投資開建，2006年分別在華能玉環電廠與華電鄒縣電廠投入正式運營。2008年，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廠兩臺機組投入運營，當年就創出最低的供電煤耗（指電廠每向電網送出一度電所消耗的標準煤數量）世界紀錄，并在此后不斷刷新這一紀錄，2015年曾創下平均供電煤耗274克/度的記錄。（《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公司供電煤耗屢創世界新紀錄》，人民日報2015年09月19日）
到2016年底，中國已經有近百臺超超臨界百萬機組在運營發電。
從2008年到今天，供電煤耗的世界紀錄一直由中國的火電機組保持并不斷刷新著。2017年，剛剛建成投運、采用最新的二次再熱超超臨界技術的兩臺中國火電機組，其中的華能山東萊蕪電廠7號純凝式機組供電煤耗為271.02克/度，國電泰州電廠供熱機組供電煤耗低至264.95克/度。
2019年4月下旬，由上海外三（申能科技）提供技術支持的華潤電力曹妃甸電廠二期工程百萬千瓦超超臨界3號機組投產。該機組設計供電煤耗低于263克/千瓦時，為全球設計能耗最低的火電機組。
中國的火電機組不但在節能方面做到了世界最佳，在降低污染物排放方面也同樣如此。目前，中國的超超臨界火電機組正在全面推行超低排放的目標，接近或達到了天然氣發電排放的標準，令這部分火電行業摘下了高污染的帽子。
在此期間，中國還掌握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百萬千瓦空冷火電機組（即發電廠不用水而是用空氣冷卻，節水成效顯著）與六十萬千瓦循環流化床鍋爐技術。
與發電技術同步，中國的電網技術也實現了飛躍，率先在全球建成了可實現商業運營的特高壓電網。
在水電領域，中國經過建設三峽大壩這一重要的學習機會后，水電站建設、運營技術與水電裝備制造技術，都迅速躍居世界第一。2005、2008年先后開建溪洛渡、向家壩水電站，目前正在建設的白鶴灘電站成為全球第一座安裝百萬千瓦水輪機組的水電站，該機組也是由中國自己制造的。
在核電領域，中國的進步同樣驚人。中國分別通過與法國、美國合作，掌握了全球最先進的第三代核電技術（目前中國至少掌握了三種三代核電技術，即純國產的華龍一號、與法國合作的EPR、與美國合作的CAP1400，其他國家無一能比），并成為開建第四代核電站的唯一一個個國家。
廣西防城港核電二期華龍一號示范工程3號機組。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進入21世紀后，西方發達國家的太陽能、風電技術得到了快速發展，中國在這些領域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借助“電力大躍進”，短短幾年內就追上了西方，目前也已經處于領先地位。
經過2003-2013年的超高速發展與大規模投資，中國電力工業完成了由追趕到領跑的跨越式發展。
這一時期的電力工業的發展，是既有速度也有質量的，是既快又好的。
五、速度與質量是統一的，而非割裂、對立的
遺憾的是，中國輿論——媒體與經濟學界——未能充分地認識到這一歷史時期的巨大進步，反而輕佻草率地給這一時期的發展扣上了“光有速度沒有質量”、“投資拉動粗放低效”、“缺乏創新”等一系列帽子，得出了只有降低增長速度、才能提高經濟質量的結論，并影響到了實踐。
將速度與質量、將投資與科技進步、將投資驅動與創新驅動對立割裂開來的觀點，在我看來是經不起邏輯推敲與實踐檢驗的。
如前所述，在新世紀的經濟高增長階段，中國火電由以30萬千瓦、60萬千瓦為代表的世界中等水平，一躍為以百萬千瓦火電機組的世界先進水平，能耗與排放都大大降低，這怎么能說是只有速度沒有質量呢？
技術進步或技術創新，不是抽象地存在、完成的，它需要具體的載體，只有通過投資，才能上馬最先進的設備，才能將技術進步落到實處。新世紀中國通過大規模的投資，不僅實現了經濟高增長，同時也實現了新技術的大規模推廣，如前所述。因此，將投資驅動與創新驅動對立起來，是既不合乎邏輯也不符合實踐的。
也只有在大規模的投資與生產建設活動當中，技術與創新才能進一步得到提高、完善。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投資，那么中國的工程師與工人就失去了在實踐中讓世界先進技術更上層樓從而獨步天下的機會，比如，大規模的火電超超臨界百萬機組投資上馬，讓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廠的工程師與工人得以依靠自己的經驗與智慧改進整個機組的結構，獲得了全世界最佳的供電煤耗；再如，如果不是大規模投資上馬水電站，中國就將止步于七十萬千瓦水輪機技術，而無法在全球率先掌握百萬千瓦的水輪機組技術。
不光電力領域，其它領域也是如此。
比如中國今天引以為傲的高鐵技術，毫無疑問，也是速度與質量、投資與創新合而為一、相輔相成的典范。
今天，中國的5G技術的領先地位已經無可爭議地得到了全球的認可，中國通訊技術能有今天的輝煌，也是建立在前一經濟高增長時期的。本世紀初，中國決定上馬自主標準的3G技術TD-SCDMA，經多年研發投入后，終于在2009年投資商業運營；隨后馬不停蹄開始4G標準TD－LTE的研發，于2013年開始大規模投資運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G網絡。
另外，從3G的TD-SCDMA開始，到4G的TD－LTE，再到今天的5G在全球占據主導地位，中國移動通訊標準的研發與美歐一直走的是不同的技術路線，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的創新吧。
通訊領域的實踐也證明速度與質量、投資與創新是合而為一、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對立、有你無我的。
其它領域或其它產業也基本如此，大都是在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技術升級換代，達到了世界先進甚至領先水平。在此我就不一一贅述了。
經濟總量高增長、投資高增長、技術進步高增長，這三者是一個整體，是同步實現的，不存在經濟總量、投資增長快而技術進步緩慢的現象。高質量只能在高速度中才能完成，不可能在低速度中實現。
六、我個人的具體經驗
對中國在過去經濟高增長時期同步實現完成巨大技術進步這一關鍵事實，我是如何發現的呢？
這需要從2008年說起，那一年我去環保部綠葉雜志擔任編輯，恰逢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將要舉行。談判前夕，節能減排是中國乃至全球輿論最為關心的話題，我們雜志也不例外。
當時，國內外輿論普遍都認為中國這個排放大國在技術上很落后，能耗效率很低，只有獲得了西方的技術援助與資金支持，中國才能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我一開始也認可這一流行共識，可是隨著在工作中接觸的信息越來越多，我卻慢慢發現，其實中國的能源電力技術并沒有輿論想象得那樣落后，各高耗能產業的效率也并不低；同時，西方對中國的技術優勢也沒有那么大，更非遙不可及。比如，我注意到當時中國正在大規模上馬的超超臨界火電機組，大概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中國的水電建設，似乎也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在太陽能、風能這些新興領域，中國追趕西方的速度也很快。
輿論與現實之間形成了脫節、矛盾，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國還是一個技術落后國家嗎？就此，我專門組織了一個選題，向國內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們約稿，試圖對觀念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進行分析解讀。當時有專家也向我表述了同樣的疑惑，可是，沒人愿意直接觸碰這個話題，更沒有人敢說中國技術已經不再落后于西方甚至正在實現趕超的。最后，只有水泥行業——能耗大戶——的一位協會負責人接受了約稿，撰文指出中國的水泥行業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技術上與先進國家并駕齊驅，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了。
隨著相關信息掌握得越來越多，到2011年與2012年時，我自己最終形成了這樣的觀點，并撰文予以明確表述：中國工業科技的進步被低估了，中國已經告別了“八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飛機”的時代，在很多領域甚至正后來居上領先世界；整體看，中國的高速發展并非粗放低效，而是既有速度也有質量的。
這一觀點，我于2013年在《中國的高增長并不粗放低效》等文章中，進行了更系統的闡述。
七、結語
七十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巨大進步，同時也經歷了不少波折。本來，面對如此豐富的實踐經驗，今天中國的知識界義不容辭該做出相應的理論貢獻，但遺憾的是，中國知識界（或者說中國的媒體人與經濟學家）的認識，沒能跟上中國經濟實踐前進的步伐，沒能對中國經驗里成功的一面進行總結、提煉、升華，然后再以之幫助、促進中國經濟進一步更快更好地發展。不僅沒能做出正面貢獻，中國知識界（的主流）反而低估了21世紀經濟超高速增長的意義，低估了這一時期所同步實現的技術進步，并制造了以質量來否定速度與規模、以創新來否定投資的強大輿論，誤導、阻礙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
今天，中國經濟已經因受“速度質量對立論”的影響而自縛手腳。沖破這一束縛，重新確立“速度質量統一觀”，乃是當務之急。
轉載：互聯網
